要说2019年我们讨论最多的词语是什么，“垃圾分类”一定榜上有名。今年7月1日，上海推行垃圾强制分类。11月27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改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新版《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日前发布，将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事实上，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始于1996年12月15日，这一天，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垃圾分类。从2000年开始，我国在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目前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探索。

　　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发文要求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各地先后出台垃圾分类的地方法规。截至目前，全国2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启动垃圾分类。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我国2019年计划投入213亿元，到2020年年底，将在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效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问题出在哪里？

　　近日，由万科公益基金会主办，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住建部机关服务中心指导的“向未来，再出发”首届社区废弃物管理论坛在四川成都启动，专家学者们围绕垃圾分类现状、问题及解决方案纷纷建言。

　　生活垃圾存量大、总量增速快的现实应当重视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何家振在论坛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城市垃圾处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改善明显，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生活垃圾存量大、总量增速快的现实不能忽视。”

　　据统计，我国城市垃圾每年约增加2亿吨，重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大，北京、上海日产垃圾可达到2.4万吨。“上述数据仅仅是增量，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还有近40亿吨的存量。此外，不光城市生活垃圾量大，农村生活垃圾量也非常大，每年农村生活垃圾增量约1.2亿吨。”何家振坦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严重不足，不少城市垃圾填埋场进场垃圾超出设计的日均填埋量，使用年限缩短、超负荷运行等问题突出。而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速度尚无法与城镇化进程中生活垃圾的增加速度相匹配，垃圾多到无处可倒甚至被跨区域偷倒。

　　何家振表示，垃圾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不仅侵害稀缺的土地资源，也会严重污染环境，威胁到我们的水缸子、菜篮子、米袋子，进而危及我们的安全和生命健康，后果不堪设想。

　　住建部机关服务中心物业办公室主任徐绍梅在回顾多年来从事垃圾分类的工作经历时有感而发，“垃圾处理量的不断完善，是做好垃圾分类的关键环节，政府对垃圾分类的投入及产业链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徐绍梅看来，如果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垃圾分类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和推动，特别是要积极融合院区各产权单位、街道办事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做好垃圾分类的各项社区建设工作，在社区建设中支持街道办事处和业委会，达成共同参与、共同缔造的理念，将垃圾分类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作为一个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来做。

　　“白骨精群体”减量相对难

　　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解冻在论坛上表示：“随着消费的增加，社区生活废弃物总量长期大幅增加，环境承受能力薄弱，广大群众经历了几次流于表面的垃圾分类活动后发现没有明显变化，出现了疲惫心态。”

　　那么社区居民对待废弃物管理的态度如何呢？在本次论坛上发布的《2019年城市社区生活废弃物管理民众信心指数及意识行为研究报告》阶段性研究成果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八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都认可“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但是同样有八成以上城市居民认为“别人都不做，所以我也不做”。

　　由于互联网便利而产生的废弃物，则被城市居民认为是最难减量的部分，比如外卖。零点有数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经理赵雷在论坛上透露，只有35%的社区居民表示对于未来减少外卖的使用有信心。不过可喜的是，对于使用充电电池代替一次性电池、自带购物袋、“光盘”等节约型减量行为，居民认为自身行为符合的比例较高且与去年相比有所提升。

　　到底什么样的群体减量最困难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把他们称为‘白骨精群体’——白领、骨干、精英。”赵雷解释说，这类群体对互联网的生活方式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因此成为减量最困难的群体。此外，从调研城市情况来看，发现超大、特大城市对一次性产品减量很难。

　　整体来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家对社区废弃物的分类正确率提升明显。赵雷表示，20类垃圾分类的平均正确率为36.3%，相比于去年的27.7%有所提升。在具体的废弃物方面，图书杂志、饮料瓶、易拉罐分类正确率最高，而塑料袋和一次性电池的分类正确率低。一次性纸巾、塑料袋、干电池这几种物品处理情况依旧较差，以上应是今后垃圾分类知识教育的重点。

　　“人民群众获得感”是“无废城市”的基础

　　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水平还有待提高，我国还有巨大的固体废物堆存量，如果不进行有效处理，会造成很大影响。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垃圾分类是头，资源化利用是尾，希望城市能够通过废弃物管理,从“无废城市”变成“无废生活”，最终达成“无废社会”的目标。

　　“无废城市”的建设是“无废社会”的第一步。“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体系。

　　建设“无废城市”的战略目标，是通过试点城市摸索出经验再提升推广期，最后全面实现。在杜祥琬看来，试点两年就想要把每个城市都建设成“无废城市”，这是不可能的。更实际的做法是在两年以后把试点城市的改革措施制度化，推进这些城市进一步做实这件事，同时为其他城市提供一些参考。

　　那么无废城市要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保障其持久运行？杜祥琬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围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已经提出了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59个三级指标。“在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感。在让群众满意的基础上实现固废的资源化和减量化，这才是我们建设‘无废城市’的意义所在。”